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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困境无处安放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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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2亿老年人口,遍布中国城乡。“银发浪潮”裹挟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

  本该含饴弄孙,乐享天伦,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老年群体而言,生活却充满艰辛。他们中,有农村留守老人、有城市空巢老人,还有失独、失能和“候鸟”老人。这些有着特殊境遇的群体,处在“中国式养老”中最寂寞、最脆弱、最需要被照亮的角落。

  两个月来,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前往“北上广”一线城市、中西部农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地体察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记录下这些来自你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农村留守老人:与狗相伴,只求子女“常回家看看”

  盛夏的川南腹地,骄阳似火,热浪袭人。

  在宜宾市李端镇新权村狮子山脚下,记者见到了85岁的李松权老人。还没进屋,一条大黄狗就扑出来,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寂静。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李老汉的儿女也不例外。自老伴6年前去世后,只留下这条狗与他做伴。

  老人住的泥土瓦房,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屋里陈设比较简单,除了杂乱的卧室还有些生活气息,其余几间布满了灰尘。

  “我的生活很简单,没事就去村里转转,跟老朋友摆摆龙门阵打打麻将。”老人一开口,露出仅剩的两颗门牙。

  除儿女回家看望时给点钱,老人固定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每月70元的老年补贴,每年107元的粮食补贴和35元的退耕还林补贴。




  李松权告诉记者,家里还有4亩多土地。“前几年转包了1亩多给别人种,现在村里青壮年都出去了,地没人种,大部分在放荒。”“听说村里要搞莲藕连片种植,那个时候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看能不能得到一点租金……”说这话时,老人眼里满是期盼。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守着土地、守着老屋,成了他风烛残年里执拗的信仰。尽管一个人孤苦伶仃,老人还是不愿离开。“去养老院做啥子?我哪都不会去!”他有很多理由:生活还能自理;怕给子女丢脸抹黑;在自家老房子住了几十年,习惯了……

  “只希望孩子和孙子常回家看看。希望他们在外面过得好。”一提起晚辈,老人顿时眼含泪光,他把自己的梦想和祝福全都给了下一代。

  子女被城镇化浪潮卷走,他们却留守在故土家园。





城市空巢老人:孤独这种痛,谁来抚慰

  每逢节假日,76岁的吉林省长春市市民林爱琴就盼望着孩子们能回家团聚。

  “我把所有房间的灯都打开,把电视声音也开得很大,自己跟自己说话,隔两个小时关一个房间的灯,好像孩子们真的回来了一样。”失去丈夫多年的林爱琴说。

  同一座城市里,78岁的李媛和老伴在一家老年公寓生活多年,平日里和和气气,但一过节就要闹别扭。

  “看到别的老人被孩子们接出去吃饭,我就难受,因为我的孩子在国外,根本回不来。”李媛说时心酸。

  在这家老年公寓里生活的老人,吃喝不愁,生活无忧,孤独却常伴左右。

  “我不需要孩子来养活,更不需要钱,他们只要经常来看看我就行了。”同住养老院的80岁的王恩军大爷说,他曾为儿女不来看自己,给孩子单位打过电话。“我只是想提醒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老爸需要他们来看一眼!”

  跟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也难免遭遇“空巢”之痛——有的因为思念子女儿孙,整晚都守在电话机旁等着铃声响起;有的因为很少与人沟通,长期不到户外活动,食欲减退患上了厌食症;有的因为身边乏人照料,猝死家中多日后才被发现……





  记者调研中发现,还有一些老人因孤独感无处释放,选择了错误的表达方式,如接受“聊天服务”。有老人告诉记者,他们在公园散心有时会碰到陌生人搭讪,等聊完后对方便伸手要钱,老人被迫掏钱付“聊天服务费”。还有的老人被传销组织、虚假广告欺骗,被营销人员的花言巧语所打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巢”老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据全国老龄办统计,目前我国约有近三分之二老人家庭出现“空巢”现象。

  吉林省心理教育协会秘书长万恩说,长期做老年人心理咨询工作发现,很多老人能忍受生活的清贫,但不能忍受对子女长久的思念。“照顾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亚于解决物质需求。”

  我国已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各地也出现了不少老人把子女告上法庭的案例。但对老年人来说,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亲情”。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发出如此感叹,如今依然是对“中国式养老”的严峻拷问。





  失独老人:老无所依,还要忍受精神煎熬

  在云南省安宁市八街街道,4万多居民里就有失独家庭25户。

  记者沿着路边的果园,走进失独村民吴清泉家里,看到一片落寞景象——铁门紧闭,一只小狗无精打采地趴在门前,家里最显眼的摆设是一台老旧的电视机。

  提起孩子,老伴刘翠仙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是个姑娘,1984年生的。2009年因为医疗事故,上了手术台就再没下来……”

  丧子之痛,何以抚慰?

  吴清泉自己家的果园,每年有千余元收入,还有两亩水田流转给别人,每年能收租金6000元。

  “国家给的失独家庭特别扶助资金,从每年1000多块钱提到了近3000元。昆明市每人每月还补50元。”吴清泉说。

  对于老两口来说,生活还能过得去,最大的痛苦是精神煎熬。“这么多年了,一想起女儿来我就整夜整夜睡不着,只好起来瞧瞧电视。”“也想过收养,但家里条件不算好,害怕收养的孩子长大以后抱怨我们。”刘翠仙说。

  在3000公里之外的北京,同样失去独子的马文元夫妇,因体弱多病无人照料,在经过无数次心理斗争后,最终还是打算去养老院。

  “儿子死的时候我们把房都卖了,是西三旗的一套两居室。给孩子治病没钱啊!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尿毒症,前后一共花了60多万。”

  马文元说,他和老伴每月退休金加起来7000块钱,刚够支付养老院的费用。“住在养老院,最大的烦恼就是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来看望,心里真承受不了!”

  为了寻求安慰,马文元夫妇上网找到了几个“失独关爱群”,同病相怜,抱团取暖。

  失独老人,是“中国式养老”所面对的另一个日渐庞大、急需关爱的特殊群体。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后,更要在风烛残年中备受煎熬。


  失能老人:需要专业护理,有尊严地活下去

  在河北保定市金秋老年公寓“特护一组”,记者见到了80岁的刘庭华老人。

  他躺在床上,因严重脑血栓,右半身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今年5月,他被儿子刘欣送到了这里。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小时候家里条件非常好,父母对我特别疼爱。说实话,把他送来养老院,我心里挣扎了很久……”刘欣告诉记者,20年前,父母生意失败,母亲没有经受住打击一病不起,不久后离世;父亲突发脑溢血,出院后同他一起生活。

  “当时我家里孩子小,朋友多,常来家里聚会。他嫌太吵了,非要自己搬回去住。”刘欣同意了,为父亲请了保姆。

  1999年老人再次发病,病情逐渐加重直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刘欣不得已又给父亲请了一个保姆。两个保姆昼夜轮转,费用也从最初的1200元涨到了4300元。刘欣感到,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了。而且由于护理不专业,导致父亲曾从床上摔下,还长了褥疮。

  万般无奈之下,刘欣选择了养老院。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我怕有人说:父母养你这么大,这么疼你,老了竟然被送进养老院,不管了?”刘欣坦言,“把我爸送来养老院,还是我儿子劝的我,他说住养老院是大势所趋。现在想明白了,的确是住养老院好。”

  老人在养老院里,得到了24小时的专业照料。“每俩小时翻一次身,护理很专业,再没有磕着碰着了,不会有褥疮,比在家里好多了。从父亲的精神面貌就能看出来,这是不会骗人的。”

  “好多病重的老人在家根本护理不了,来养老院是最好的选择。”护理员尚秀娥说。

  据统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平均能为每千名老人提供床位27张,但供需结构并不平衡。有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一些困难家庭老人只能“忘床兴叹”。与此同时,比“未富先老”困局还难以突破的,是传统观念的束缚。

  “候鸟老人”:儿女在外闯明天,父母跟着“漂”晚年

  “为了照顾孙子,我去上海生活了10年,也不情愿,那又有什么法子呢。好像老是爹妈欠孩子的,这就是中国人吧。”72岁的李淑莲说。

  等孙子和外孙长大、陆续上幼儿园和小学后,她就“逃似的”回到了东北。10年间瘦了15公斤,回家后亲戚朋友都认不出她了。

  “上海夏天热,冬天冷,屋里没暖气,不习惯用空调。也吃不惯,南北方生活差异太大了。”但对李淑莲来说,远不止是生活上的水土不服,“我在上海没有朋友,觉得很孤独……”

  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住了。“我的孩子们需要我啊,要不他们工作忙,谁帮他们看孩子?再不习惯我也要坚持!”

  结束了“海漂”生活,回到熟悉的老家,见到久违的老友,李淑莲并没有开心多久,就又陷入独守“空巢”的寂寞中。如何养老?谁来养老?是回到远在上海的子女身边,还是住进养老院等待一年一度“千里来相会”?几年来,两地间往返多次,她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在北京,来自河南许昌农村的谭存枝,也跟毕业后留京的儿子一起当起了“北漂”。

  “孩子刚工作,我们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就租了一间地下室。平时我找点家政的活干,也帮孩子做饭洗衣服。谁愿意背井离乡?何况我年纪都这么大了,主要是不放心儿子,他刚毕业,没经验,我跟着还能照顾照顾。”

  谭存枝把家里的地都租了出去,像候鸟一样只有到秋天收麦子、冬天过年的时候才回去。

  社会变革在加剧,人口流动在加快,家庭结构小型化……越来越多的老人,像李淑莲、谭存枝那样选择随子女一起迁徙,为子孙当“免费保姆”。他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里,付出辛劳,还要忍受孤独。由于社保制度还不完善,异地医保也难以得到。

  北上南下,甘当“候鸟”,反认他乡作故乡,何处才是“候鸟老人”的避风港?(新华网 执笔:史竞男,参与采写:朱基钗、齐雷杰、刘潇、许雨婷、谭显彬)





“银发浪潮”冲击 多重矛盾并存

——“中国式养老”四大问题待解

  以8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近4万名调查员将进村入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空巢老人突破1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达到3500万……“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冲击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家庭。

  面对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各地政府积极应对,“中国式养老”的各种模式在试点、推广。但记者近日围绕养老问题在全国多个地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受发展水平、资金投入、制度设计等各方面的制约,在“中国式养老”体系形成的道路上,同样存在着一系列特殊的困惑与瓶颈。专家认为,破解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各部门、全社会共同努力。





  养老投入:老龄化速度加快与“未富先老”

  地处江苏省南通市的如东县,2014年年底60岁以上人口比重创纪录地达到了29.26%,成为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有人对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称江苏如东提前2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然而对于如东所在的江苏省而言,老龄化压力却远没有“20年”这么遥远。2014年年底,江苏全省老龄化比例已经达到20.57%。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在过去短短一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增加了1200多万人。如果照此速度发展下去,未来不到1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就将再增加1个亿。

  而在2亿多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有24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有3500万,低收入贫困老人2300万,任何一个特殊老年人群体数量都超过了许多中等发达国家。

  基数巨大、增长迅速、结构复杂——面临如此严峻的养老挑战,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养老服务能力却还远没有达到人们预想的要求。无论是在居家社区养老上的投入,还是养老机构中每千人床位的数量,目前都还处于跟跑的阶段,远远无法满足高速老龄化的需求。

  出现如此的保障断层,归根结底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决定的。

  1999年末,当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开始进入国际通行的老龄化阶段时,中国的人均GDP仅有840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时的水平。如果说大部分发达国家是“边富边老”或是“先富后老”,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则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

  “一方面是传统养老模式的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让中国养老体系发展整体滞后于老龄化的速度。”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蒋同进认为,中国不仅要解决有地方养老的问题,还要解决老年人有钱养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否则市场发展就是畸形的。“老人的养老支付能力不能增强,养老市场的发展就缺乏根本的动力。”





  农村养老:人数众多与养老基础落后

  74岁的邓光秀老人家住四川省宜宾珙县巡场镇汾洞村,她有一儿一女,都在县里打工,由于比较近,经常回家看她,也常打电话。她在家负责“看房子”,是空巢老人。

  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老人多,是西南农村养老面临的突出问题,事实上也是中国广大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的空巢老人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在广袤的农村,到处都有像邓光秀这样“看房子”的老人。

  农村老人一生辛劳,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能力是经济来源的根本支柱,大多数都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而一旦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子女抚养。

  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六年过去了,尽管新农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养老金的标准却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很多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而言,每月几十元养老金是他们仅有的收入。

  不仅如此,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短缺问题非常严重,老年人活动场所非常少,基本没有健身设施,娱乐设施只有棋牌桌和简易的服装道具。

  在“中国式养老”的大格局中,涉及人口众多的农村养老是中国最大的特色,而这一群体而又最容易被遗忘,养老投入远远低于城市。

  ——随着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弱化,加大对农村养老的投入倾斜,建立新型的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已经迫在眉睫。

  温州鹿城社区佳和健康生命体验中心,探索“三社”联动系统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俞菀





  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空置率高企并存

  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地处杭州市近郊,群山环绕之中,这座拥有300张养老床位的公办养老机构现在一床难求。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主任俞芹告诉我们,现在来这里登记的老人已经排到了三年以后。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类似杭州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这样“一床难求”的养老机构在中国的许多个城市中到处可见。不过与此同时,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空置率整体较高,全国平均达到48%。

  一面是“一床难求”的相对资源稀缺,一面是空置率高企的绝对资源浪费。这样的悖论和矛盾是如何出现的?

  调研中记者发现,作为社会养老体系的一个终端环节,养老机构的存在并不是为所有老人提供普适的养老服务,而是要满足特定群体的刚性需求。其中,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首先需要担负起“兜底”功能,也就是为五保老人,失能失智的低保老人等失去经济来源和基本保障的最困难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兜底”线下的老人有限,如果坚持原有标准,则会产生巨大的床位空置;但如果仅以“男性满60岁,女性满55岁”的年龄为准入标准,则立即会产生床位供应紧张的问题。

  维持养老机构的正常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资源,向更多有需要的老年群体开放床位是大势所趋。但哪些老人是真正有需要的,应该优先进入养老机构呢?

  有着近十年养老机构工作经验的俞芹认为,失能失智应该是养老机构接收老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养老机构具备居家养老不具备的护理条件和医疗条件,对于自理型老人这些条件可谓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失能失智老人而言,这些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

  目前,杭州市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正积极探索,给申请老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年龄、收入情况、居住环境等进行综合评分,谁评分最高谁优先入住。而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最新政策,公办养老机构从今年起将只接收经过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失能失智老人。





  护理人员:人员匮乏与从业意愿低下

  对于天津龙福宫老人院负责人张文革来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招不到足够的护理员。

  “养老护理行业确实很辛苦,脏、累、苦、待遇差、工资低不说,有时碰到那些脾气古怪的老人,确实很难伺候。近两年,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待遇,但短则一两天,长则一个月,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张文革说。

  张文革面临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养老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在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应该是1比3,但新华社记者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河北等多地走访养老机构时发现,能够按要求达到比例的微乎其微。护理人员与老人的比例保持在1比5、1比6都已经是“人员宽裕”的情况,有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和老人的比例高达1比10,这意味着一位护理员要照顾10位老人。

  “在世俗观念中,养老护理就是伺候老人吃喝拉撒,是低人一等的工作。”曾经在龙福宫老人院南开院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张军告诉记者,“护理人员的收入也很低,同样是照顾人,住家保姆一个月都能挣1万多块,养老护理员却只有一两千块的收入。”

  养老机构最需要的就是养老护理员,直接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但存在总量不足和质量有待提高的双重矛盾。尽管各类养老护理人员的绝对数量奇缺,但养老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却始终较低,并没有体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准则,人们从事养老护理的意愿不高,合格持证的养老护理人员流失严重。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30万人,缺口高达1000万;就在这不到30万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员占到一半以上,高中以下学历占到七成。养老护理基本成了“老同志干不动、中年人嫌太累、年轻人不愿干”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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