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中国人歧视的
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南部，
都是黄河下游频繁被洪水祸害的地区。

中国最被歧视的地方，当然是河南，“十亿人民九亿骗，河南人是总教练”这种顺口溜，
不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在说，经济并不好过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样爱说。

安徽、苏北人好不到哪去。无论是何版本的中国地图炮，安徽总难免与乞丐、小偷挂钩，
而苏北人在苏南人眼中则往往被视为扛大包、卖苦力的同义词。



网络流传的地域歧视

实际上，除了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外，还有个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视，就是“山东自古出响马”，
虽然土匪强盗的名头早有后来者获得，但鲁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负面新闻高发区。

有心人应当注意到，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

歧视地带

说河南出骗子当然是不公的。实际上，总结最近十年广为人知的诈骗犯罪，根本无法得出“河南出骗子”这样的印象。

中国流行两类诈骗，只吃本地人的集资诈骗不会给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电信诈骗，与河南无缘。这
种犯罪活动，需要紧密的社会分工，更易在宗族关系尚存的地方出现。
该诈骗模式台湾传入后，先在福建广东落地生根，后由湖南中部地区发扬光大。



饱受歧视之苦的河南人除了用《河南人惹谁了》表达愤怒外，有时也会辩解说，
诈骗都是豫东人干的，那地方人假话连篇，我们豫西可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



上海人轻轻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达强烈歧视，安徽人当然也会辩解，乞讨只是一部分安徽人，并不代表安徽人都是乞丐。
而皖南人干脆做切割，其实，那都是皖北人干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们经济富庶，教育发达，怎么会当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遭受歧视的重灾区——豫东、皖北、苏北、鲁西南，会发现它们彼此接壤。
也就是说，上面所有的坏印象都源自同一块地方，它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交汇地带。



江苏、山东没有像河南、安徽那样被整体贴上不良标签，实在是因为江苏南部和山东东部的经济远远超过全国水平，
而河南、安徽因总体经济水平欠佳，很容易就被整体纳入地域歧视的链条。

这片最遭歧视地区，处于黄淮之间，其实也算得上是风水绝佳的帝王之乡。

中国的开国皇帝大多权贵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几代人的积累。
惟有刘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
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黄淮区域，他们赖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将，也大多来自故土家乡。



黄淮区域可谓历史上的龙兴之地，如何成为后人眼中的流民发源地？

其实，当年将平民变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后来批量制造流民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泛滥的黄河。
上述惨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处，正好与黄河洪泛区高度吻合。



历史上黄河下游泛滥范围图

大河的诅咒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当为宜农作的丰饶地带，
不幸的是，汉代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宋以后更加泛滥，这片位于黄河下游的平旷地区成为头号受害者。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些泥沙淤积使黄河成为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决堤频发。

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

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极度贫穷。

今天，“黄泛区”被狭义地解释为 1938 年 6 月 9 日，为阻塞日军进犯，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在豫、苏、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没区。

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淹没的地区还包括今天山东西部和河北东南部。



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沙、治涝、治盐碱，都是治理黄河之害

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绝不仅是决口处的一两个县。

水量很大时，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看似频率不高，但一旦发生便会造成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秩序的深远灾难，祸及整个平原。

南宋绍熙五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带来大量泥沙，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问题，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

尽管在清朝咸丰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东，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经被其用废。

这个世界罕见的高频天灾地区，尽管曾是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但频繁的水患导致经济极为脆弱。

稍大一点的水灾，无论贫困之家还是累世殷实富户，家产都会在洪水中荡然无存。

家园毁荡，人民只有外出逃难，或南下过江，或西进陕甘，往往只能以乞讨、偷盗或打工方式糊口。

实际上，很多灾民是三种角色并行不误。这难免会给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强盗。

迟至八九十年代，还有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时，还会特意询问对方姑娘，有没有跟随父母外出乞讨的经历。

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担心未来的孙子孙女：你连讨饭都不会，将来洪水来了，你孩子可咋办？



比这更严重的，是社会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边是行不通的。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

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来。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

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该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

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

正如安徽官府那番无可奈何的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尽英雄

今天已经很少再有“山东自古出响马”的说法。

但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别快车，在山东临城与沙沟地段被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拦截

，除一名英国人负隅顽抗被击毙外，绑走外国旅客 19 人，中国旅客 100 余人。它被称为民国第一案。

除了提出巨额补偿，孙像梁山好汉一样希望招安。

当时活跃在山东 30 个州县的民间武装约有三万多人，枪支两万多，临城劫车案和平解决，让他们跃跃欲试。

孙美瑶的先辈梁山好汉，也是黄泛区的产物。

五代到北宋末，黄河三次决口，洪水在梁山脚下汇集成一片辽阔水域，成为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根据地。

地理环境上，大平原不适合以英雄好汉为业，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风自然争强好斗，

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当地多宗族械斗，他口中的难于治理可见当地民风。

孙美瑶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个缩影。

孙氏原为山东枣庄凫城镇白庄村的书香门第、殷实之家，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还是前清秀才。

但孙家时常被土匪勒索敲诈，孙父甚至被绑架。

1918 年，孙氏兄弟一怒之下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联络各路“竿子”，筑寨于抱犊崮，很快聚集数千人。

1920 年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孙美珠任总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黄泛区地贫人穷，盗匪丛生也不奇怪。

但这里土匪的特色在于，他们是“匪民一家”，当土匪并不是背叛社会，而是家庭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

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写道，黄泛区土匪通常与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

她援引一位外国记者在河南的报导：“我倾向于认为，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

百姓正是那帮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们会尽量把剽掠成果托人捎带回家。”



美国汉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裴宜理

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

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捻”是当地方言，用捻线成绳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个帮派。

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

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

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变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

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捻军：黄泛区的产物

彪悍好斗的民风，加上亦民亦匪的传统，使黄泛区人民成了中原的“游牧民族”：经济落后，但战斗力极强。

和平时期他们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乱，他们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强劲候选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够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他的淮右老乡团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


盗匪与革命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反动统治阶级污孙美瑶为匪，

虽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中称之为革命团体，陈独秀、马林等都肯定了孙美瑶，

但新中国成立后，孙美瑶很长时间依然被视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到枣庄调研时，视察了孙美瑶当年扣押人质的抱犊崮，

称孙美瑶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冈山农民领袖，加入红军被误杀），认为对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

当年 12 月召开“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上，正式认定了其革命性质。

“文革”中被平毁的孙美瑶被重新修建，枣庄抱犊崮公园的山路上修建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

孙的乡亲们终于又可以公开以孙为傲了。



1997 年 12 月 18 日建成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

碑文如下：民国之初的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使当地百姓灾难深重，苦不堪言。

一些不堪重负的百姓，纷纷聚众起义。

1920 年，原峄县白庄（现北庄镇白庄村）清末秀才孙美珠和五弟孙美瑶、叔父孙桂芝一道揭竿而起筑寨于抱犊崮，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

1923 年 5 月，孙美瑶带领“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抱犊崮山区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史称“民国第一案”。



值得“欣慰”的是，肆虐了两千年的黄河今天已很难为患，因为黄河都快断流了。

  

最被中国人歧视的
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南部，
都是黄河下游频繁被洪水祸害的地区。

中国最被歧视的地方，当然是河南，“十亿人民九亿骗，河南人是总教练”这种顺口溜，
不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在说，经济并不好过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样爱说。

安徽、苏北人好不到哪去。无论是何版本的中国地图炮，安徽总难免与乞丐、小偷挂钩，
而苏北人在苏南人眼中则往往被视为扛大包、卖苦力的同义词。



网络流传的地域歧视

实际上，除了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外，还有个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视，就是“山东自古出响马”，
虽然土匪强盗的名头早有后来者获得，但鲁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负面新闻高发区。

有心人应当注意到，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

歧视地带

说河南出骗子当然是不公的。实际上，总结最近十年广为人知的诈骗犯罪，根本无法得出“河南出骗子”这样的印象。

中国流行两类诈骗，只吃本地人的集资诈骗不会给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电信诈骗，与河南无缘。这
种犯罪活动，需要紧密的社会分工，更易在宗族关系尚存的地方出现。
该诈骗模式台湾传入后，先在福建广东落地生根，后由湖南中部地区发扬光大。



饱受歧视之苦的河南人除了用《河南人惹谁了》表达愤怒外，有时也会辩解说，
诈骗都是豫东人干的，那地方人假话连篇，我们豫西可都是老老实实做人的。



上海人轻轻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达强烈歧视，安徽人当然也会辩解，乞讨只是一部分安徽人，并不代表安徽人都是乞丐。
而皖南人干脆做切割，其实，那都是皖北人干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们经济富庶，教育发达，怎么会当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遭受歧视的重灾区——豫东、皖北、苏北、鲁西南，会发现它们彼此接壤。
也就是说，上面所有的坏印象都源自同一块地方，它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交汇地带。



江苏、山东没有像河南、安徽那样被整体贴上不良标签，实在是因为江苏南部和山东东部的经济远远超过全国水平，
而河南、安徽因总体经济水平欠佳，很容易就被整体纳入地域歧视的链条。

这片最遭歧视地区，处于黄淮之间，其实也算得上是风水绝佳的帝王之乡。

中国的开国皇帝大多权贵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几代人的积累。
惟有刘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
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黄淮区域，他们赖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将，也大多来自故土家乡。



黄淮区域可谓历史上的龙兴之地，如何成为后人眼中的流民发源地？

其实，当年将平民变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后来批量制造流民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泛滥的黄河。
上述惨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处，正好与黄河洪泛区高度吻合。



历史上黄河下游泛滥范围图

大河的诅咒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当为宜农作的丰饶地带，
不幸的是，汉代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宋以后更加泛滥，这片位于黄河下游的平旷地区成为头号受害者。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些泥沙淤积使黄河成为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决堤频发。

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

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极度贫穷。

今天，“黄泛区”被狭义地解释为 1938 年 6 月 9 日，为阻塞日军进犯，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在豫、苏、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没区。

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淹没的地区还包括今天山东西部和河北东南部。



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沙、治涝、治盐碱，都是治理黄河之害

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绝不仅是决口处的一两个县。

水量很大时，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看似频率不高，但一旦发生便会造成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秩序的深远灾难，祸及整个平原。

南宋绍熙五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带来大量泥沙，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问题，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

尽管在清朝咸丰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东，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经被其用废。

这个世界罕见的高频天灾地区，尽管曾是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但频繁的水患导致经济极为脆弱。

稍大一点的水灾，无论贫困之家还是累世殷实富户，家产都会在洪水中荡然无存。

家园毁荡，人民只有外出逃难，或南下过江，或西进陕甘，往往只能以乞讨、偷盗或打工方式糊口。

实际上，很多灾民是三种角色并行不误。这难免会给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强盗。

迟至八九十年代，还有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时，还会特意询问对方姑娘，有没有跟随父母外出乞讨的经历。

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担心未来的孙子孙女：你连讨饭都不会，将来洪水来了，你孩子可咋办？



比这更严重的，是社会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边是行不通的。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

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来。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

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该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

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

正如安徽官府那番无可奈何的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尽英雄

今天已经很少再有“山东自古出响马”的说法。

但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别快车，在山东临城与沙沟地段被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拦截

，除一名英国人负隅顽抗被击毙外，绑走外国旅客 19 人，中国旅客 100 余人。它被称为民国第一案。

除了提出巨额补偿，孙像梁山好汉一样希望招安。

当时活跃在山东 30 个州县的民间武装约有三万多人，枪支两万多，临城劫车案和平解决，让他们跃跃欲试。

孙美瑶的先辈梁山好汉，也是黄泛区的产物。

五代到北宋末，黄河三次决口，洪水在梁山脚下汇集成一片辽阔水域，成为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根据地。

地理环境上，大平原不适合以英雄好汉为业，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风自然争强好斗，

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当地多宗族械斗，他口中的难于治理可见当地民风。

孙美瑶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个缩影。

孙氏原为山东枣庄凫城镇白庄村的书香门第、殷实之家，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还是前清秀才。

但孙家时常被土匪勒索敲诈，孙父甚至被绑架。

1918 年，孙氏兄弟一怒之下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联络各路“竿子”，筑寨于抱犊崮，很快聚集数千人。

1920 年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孙美珠任总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黄泛区地贫人穷，盗匪丛生也不奇怪。

但这里土匪的特色在于，他们是“匪民一家”，当土匪并不是背叛社会，而是家庭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

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写道，黄泛区土匪通常与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

她援引一位外国记者在河南的报导：“我倾向于认为，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

百姓正是那帮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们会尽量把剽掠成果托人捎带回家。”



美国汉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裴宜理

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

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捻”是当地方言，用捻线成绳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个帮派。

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

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

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变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

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捻军：黄泛区的产物

彪悍好斗的民风，加上亦民亦匪的传统，使黄泛区人民成了中原的“游牧民族”：经济落后，但战斗力极强。

和平时期他们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乱，他们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强劲候选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够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他的淮右老乡团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


盗匪与革命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反动统治阶级污孙美瑶为匪，

虽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中称之为革命团体，陈独秀、马林等都肯定了孙美瑶，

但新中国成立后，孙美瑶很长时间依然被视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到枣庄调研时，视察了孙美瑶当年扣押人质的抱犊崮，

称孙美瑶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冈山农民领袖，加入红军被误杀），认为对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

当年 12 月召开“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上，正式认定了其革命性质。

“文革”中被平毁的孙美瑶被重新修建，枣庄抱犊崮公园的山路上修建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

孙的乡亲们终于又可以公开以孙为傲了。



1997 年 12 月 18 日建成的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

碑文如下：民国之初的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使当地百姓灾难深重，苦不堪言。

一些不堪重负的百姓，纷纷聚众起义。

1920 年，原峄县白庄（现北庄镇白庄村）清末秀才孙美珠和五弟孙美瑶、叔父孙桂芝一道揭竿而起筑寨于抱犊崮，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

1923 年 5 月，孙美瑶带领“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抱犊崮山区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史称“民国第一案”。



值得“欣慰”的是，肆虐了两千年的黄河今天已很难为患，因为黄河都快断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