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郑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下西洋的东莞人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传外，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东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原来，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和南京行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一般军官和士兵，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闽、粤、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扰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吾粤中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东莞县人李真、陈永华，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靠海吃海 在商言商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棐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附明太祖。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下西洋“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多见于史书。在广东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明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之“民物志”内，提到永乐年间采珠事三次，头两次就在东莞县。第一次是永乐四年（1406年）春三月开始，“东莞军人王保儿告，大步海出珠蚌，可采为国用”，到永乐十三年才下诏罢采，但第二年又下诏复采。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行在锦衣卫带俸指挥钟法保上奏称，他是东莞大步海人，熟知滨海的横沙、潭石等处皆有珠池，产大珠，请求派遣宦官同往开采。

原在东莞县境，今属香港地区的大步海“珠池”，早在五代十国的南汉（917~971年，辖今两广及越南北部）时期便远近闻名，经历代滥采，到明代资源已近枯竭。明洪武年间短暂开采，又复封禁。到了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急需大量珍珠，作为航行至各藩国时分封、赏赐之用，曾派重兵把守该珠池。东莞籍军人屡次献计采珠，不排除是以此图为进身之阶，或借机中饱私囊。

永乐四年第一次在东莞采珠，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发，时间上颇为吻合，有学者推测两者之间或有直接关联。因此，在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东莞地方曾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可忽视。

二百余年后，大明江山已经变色，寓居东莞的明朝忠实遗民屈大均，在他的笔记名作《广东新语》里，详细描述了广州港出海口的万千气象：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虎头者，天地之阳气所从入……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出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

虎头门，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东莞虎门，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外洋船舶进出广州港的必经之地。屈大均又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竹枝词，缅怀大明盛世时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遥想当年，郑和使团两度浩浩荡荡由此起航下西洋时，坚船巨舰上的万千官兵，包括那些刚刚挥别家乡父老的东莞人，也必定为生逢盛世而心怀骄傲，为即将展开的扬威之旅振奋不已吧。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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