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于2001年所著“于七后裔在胶州”稿，发表在“栖霞文史”2001年和“胶州

文史”2003年以及“青岛文史”2008年政府文史资料汇编中。全文如下：

于七后裔在胶州

于桂明

引 子

于七的长儿媳，带着三个孩子（于七的长孙、长孙女和次孙），逃亡到胶州，已经340年了，现已繁衍到第十四代。

我小的时候，就对于七和我们是于七的后代很感兴趣，愿意刨根问底。五六岁以后就知道我们的老家是栖霞县唐家泊子，锯齿牙山（牙山，又名笔架山）是我们家的山；也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因为于七造反，遭清廷满门抄斩而逃亡到胶州的。

1947年的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当时我11岁，一天，一位解放军的于姓指导员住在我家，他说他是文登县大水泊村人，当知道我们是栖霞县于七的后代时，与我父亲说话很投机。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于七老家的若干鲜为人知的故事：

明朝年间，于七之祖父是栖霞巨商，经营金矿，为栖霞首富。于七是胶东农民抗清起义的领袖，是民族大英雄。

于七之父，少年时就跟随登州府总兵戚继光。后来，戚继光成了明朝南征大元帅，于七之父也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戚继光看中了于七之父的天才和人品，将长女戚颜君许配给于七之父为妻。将小女戚韶君许配给福山县人士王道增（明朝户部尚书）为妻（据王氏家谱记载）。

于七（名孟禧，字乐吾。亲叔兄弟排行老七）的童年时期，正逢家道兴旺：因刻苦攻读，于明朝末在他17岁这年考取了文秀才第一名，21岁时考取武秀才，22岁时（明崇祯三年）又考取了武举人。

于七的姨（戚韶君）只生王伦一子（明末双举人），后来王伦取于七三妹为妻，于家和王家亲上加亲。

于七抗清起义时，王伦为谋士之一。又因与于七的特殊关系，清廷下令捉拿于七和王伦。

胶东农民起义，被清廷几十万重兵残酷镇压后，于七“山前脱靴，山后夺路”，逃到崂山华严寺削发为僧。

王伦逃到了东北。清兵没有捉拿到于七和王伦，因无法向清廷交待，则自圆其说曰：“钻天的于七，土遁的王伦。”

于七逃到崂山华严寺，后为华严寺第三代方丈，享年93岁。临终留言：“生不逢时，清不灭，目不瞑”，园寂之后，双目园瞪，望向自己的家乡栖霞。王伦夫妇逃到东北后又生一子。六十年后，于七三妹之孙（王伦之孙）王尔烈在雍正年间中了进士。乾隆年间因主考有功，乾隆帝赦其祖父王伦无罪。王尔烈是嘉庆帝的恩师。清朝最后状元王寿鹏，是于七三妹的第九代孙（于七三妹的长子和次子逃到潍坊），是戚韶君（戚继光的小女儿和王道增）的第十代孙；是于七的第九代外甥，我父辈的远方姑表兄弟。王寿鹏是民国时期山东省教育厅长，创立山东大学。

这场由胶东农民自发起兵抗清，由于七领导的胶东农民抗清起义

运动，最后失败了。于家大小人口中，被清廷满门抄斩50多人；受牵连的家族亲友被关、杀超过三千人；清廷围胶东，攻牙山，杀戮胶东男女老幼和义军十几万人。“土地荒芜无人种，白骨堆山遍地磷”，这就是胶东广大农村被清兵戮掠后的真实情景。

追根思源

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是莱阳宝泉山庙会，十里八乡的莱阳、海阳和栖霞的百姓，都趁春暖花开的宜人之时，纷纷赶山逛市，赏花拜佛。于七之弟于九，也陪妻子衣氏去赶庙会，为衣氏之母所患的眼病上山求神烧香。

于九之妻衣氏，是明门闺秀，绝丽隹人。当即被莱阳土豪、人称“恶太岁”的宋彝秉看见了，便对衣氏纠缠不休。于九知道此事后，将宋彝秉打了个鼻青眼肿。从此，为于七家惹下了灭顶之灾。

宋彝秉被于九打伤后，四处寻机报复。他弄清了打他之人，就是栖霞唐家泊于七之弟时，便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于七。

宋彝秉依仗他父亲在清廷兵部为官之权势，直接进京诬告，说“于七在栖霞盖金鸾殿、绣龙袍，准备反清复明当皇帝”。

清廷下旨，令登州府查抄。登州府急派镇将带兵役三百人，于7月20日中午来到唐家泊村，将于七家团团包围，说是奉旨查抄。当时于七不在家，于九和于十正睡午觉。于七之妻李俊梅急忙叫醒于九和于十。兄弟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登州兵役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逃回了登州府（蓬莱城）。为此，清兵决定发兵“征剿”于七。

于七回家之后，知道惹下了天大的祸。于七曰：“清廷逼民造反，

民不得不反；说我反清复明罪，是天赐我之荣誉。”为防不测，于七布置家小，能避就避，能逃就逃。

公元1661年7月22日晚上，趁残月未升漆黑一团之时，于七之长子，护送其妻与子女，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唐家泊村的于姓大门。于七之长子一行，走了20多里，灰蒙蒙的残月才爬上山顶，便借着月光继续赶路。

这样，经桃村、海阳、莱阳、即墨，在似火的骄阳暴晒之下，马不停蹄，人不歇息，经过一夜一天的奔走，傍晚来到了兰村镇。喂过马，吃过饭，略加歇息，趁天黑前，快马加鞭，通过了店口桥，过了大沽河，来到了店口村西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就这样离开了栖霞这是非地，到达了胶州这个保险区。于七的长子吩咐下人卸了马，到车马店（旅店）歇息去了

在这店口村西头的大庙前的土地庙旁，借着惨淡灰暗的月光，于七的长子与妻子、儿女厮守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相拥着哭的死去活来，他们清楚，只有狠心分别，才能给于家留下条根，才有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

于七的长子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妻子儿女，快马加鞭赶回了唐家泊村，协助父亲在锯齿牙山上拼死与清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惨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

于七的长儿媳，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妇，年仅27岁的小脚女人，为了于家后代的逃生，从此，沦为吃苦受难之人。而宋彝秉却因告发于七“有功”，清廷给他官升四品，赏他入旗（汉八旗），并将于七的家产全赏赐给他。

艰难岁月

于七的长儿媳在店口西头与丈夫分手之后，雇了两辆独轮推车，推上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和从家中带出的物品。其长儿媳领着大一点的孩子跟在车后，从店口村沿着军粮道，往西步行二十多里路，来到胶州城北的周家庄，借了一间小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她们娘儿四个漫长的讨饭生涯。

一个多月后，于七的长儿媳看到从军粮道上浩浩荡荡地往东过清兵，听说是到胶东抄于七家的。为了安全起见，于七的长儿媳又带上三个孩子迁到胶州城东的偏僻小村——南临胶州湾海滩的李家河村定居下来。

逃到胶州之后，便隐于改姓张，有名也不敢叫，说是没有名字，就这样于七的长孙就成了“张没名”，也就是我们胶州于姓家谱上的于一世（于没名）。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脚女人，要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真是难于上青天。那些年，正逢山东大旱灾，人人吃不饱，家家缺衣穿，拖儿带女四处要饭的人很多。所以，于七的长儿媳带上三个孩子要饭，并不显眼；但仅靠要饭想吃饱肚子是很困难的。因此，一家四口经常处在忍饥挨饿中。

于七的后代，在极度险恶的情况下，匿迹在近靠胶东是非地的胶州东乡。在清兵眼皮子底下，能安然无恙地不被清兵发现，是胶州人对于姓的大恩大德。

于七的长儿媳听传说，于家老少被清廷斩草除根了，她连续多日为于家老少悲痛伤心，暗地恸哭，还不敢让儿女知道。她庆幸为于家保住了三条命根子；除了穷困之外，又加上提心吊胆，每一天都像走在高空的钢丝上，睡在锋利的刀刃上。真是度日如年。两年之后，大孩子可以领着弟弟单独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也略松了一口气。又过了两年，大孩子可以扛小活了，家中少了一张嘴，女儿也可以领着五岁的弟弟四处讨饭了，于七的长儿媳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四年下来，虽然才三十出头的女人，已经苍老的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

后来女儿进城给富人家当了丫环，小儿子也能给人扛小活了，于七的长儿媳给富人家当了厨娘，逐渐地摆脱了忍饥挨饿、缺衣受冻的凄惨日子。

小儿子在小麻湾村董财主家当长工，董财主的女儿是李戈庄的婆家，韩姓独门户，年轻时受寡，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待嫁。董财主与女儿商量给小外孙女招个养老女婿。当时，十七岁的于七之次孙，已经是英俊的棒小伙子了。就这样小儿子就到了李戈庄给韩姓当了养老女婿。于七的长儿媳，巴不得能有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就是胶州于姓分两支的由来。于七的长孙，一直与母亲在李家河村居住，穷的娶不上媳妇，四十多岁时，才在弟弟的帮助下，娶了个穷家女子为妻，三辈单传，几乎到了绝苗断根的境地，这就是“穷大辈”之说的由来。

家道中兴

于姓到胶州一百零五年后（1766年）的春天，于没名（于一世）之孙于茂（于三世）夫妇，挑一担，抱一子，领一女，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当时不足十户人家的石家庄村定居下来。

40多岁的于茂（于三世）来到石家庄时，正是乾隆年间。他在石家庄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就已经置买土地千亩，晚年又给三个孙子（于五世）盖起了青砖青瓦的三座独立大宅院。这就是胶州东乡直到解放以后，仍很有知名度的“于家三大门”。石家庄于姓，当时成了胶州有名的大富户之一。周杰三先生说：“你家的财产，相当于六万多钢洋（银元），约能装半解放牌汽车的银子（重两吨多）”。

当时石家庄的小河（韩信河、大沽河支流）的北岸，除了并排的三大宅院之外，自东向西并排的还有于家俑房、于家祠堂、于家讲武堂和练武场，于家大菜园、于家大场园及车马棚和于家大草园、于家花木果园、大粮仓、磨房、碾房、鞭炮作房、大戏台等等，东西长约半华里。目前石家庄全村共200多户，房宅主要建在这半华里的于姓地皮上。现在石家庄可耕地也基本上与当年于家千亩相差无几。

于茂（于三世）为什么由李家河村东迁来到离大沽河不远，离店口村只有五华里的石家庄村呢？

原来，于七的长子当年送妻子儿女过了大沽河，来到店口村西

头大庙前的土地庙旁，艰难地熬过了生死离别的一夜。夜深人静之时，夫妇二人将离家时于七给的两个小木箱子埋在土地庙后边。相告，如果人能幸存下来，待机会再挖出来，置些家产，以养家糊口。

于七的长儿媳，曾多次将于家藏宝地，讲给儿子（于一世）和孙子（于二世）听。于二世也曾带领儿子于茂（于三世）利用所谓赶店口集的机会，到店口村土地庙旁多次实地看过地形。

当时所谓的乾隆盛世，就是民心比较安顿。于茂认为时机成熟了，便遵照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的嘱咐，将埋在地下百年的藏宝，连夜挖回了家。

两个小木箱子打开了，里边是整整齐齐的八十个金元宝，每个二十两。于茂就是靠这1600黄金，致了富，发了家，使石家庄于姓从此进入了鼎盛时期。李恩浦和李元章两位老先生说：“1600两黄金，当时对你们老于家而言，还不到一个小姆指头。你们于家大部分财产，都用于抗清起义了。”多年之后，我对不到一个小姆指头和九牛一毛有了深刻的体会。

于茂有两个儿子（于四世），三个孙子（于五世）四个曾孙子（于六世）和十一个玄孙（于七世，我的曾祖父），当时人称于家三大院里的十一只小老虎，可谓人财两旺。

于家第二大院（中大院），直到二十世纪末仍保存完好，可惜在全村统一规划时被拆除了。

胶州于姓

我们于家逃到胶州至解放前290年间，于姓一直是低着头走路，

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出是非来，又要遭受满门抄斩。

至今340年以来，石家庄于姓，不偷、不盗、不赌、不骗、没出过坏人。虽然于姓也有过鼎盛时期，但富而不显，富而不恶，济贫是老当家的主要责任。我祖父的祖父（六世祖），老年时的任务，就是坐在大口打发要饭的。

因为于姓忠厚老实，守法济贫，团结乡里，所以在清朝的咸丰元年（1851年），胶州知州张同声给我家赠送了一方巨匾，曰：“礼隆尚齿”。此匾一直悬挂在三大门楼的中大门楼上，直到“文革”时才摘下来，现在仍保存在石家庄我兄长家中。（2003年已经被胶州市博物馆收藏）。

因为历史原因，当时于家的家训是：只习武，为防身，不学文，不给满清干事情。

于家鼎盛时期，有偌大的讲武堂和练武场，唯独没有私塾和学堂。三大院里的于姓第七代，人称十一只小老虎，个个武艺高强，枪、刀、剑、戟，十八般武艺样样会，骑马、射箭百步穿杨，武秀才、武举人（庠生）好几名。

我家不习文，我的宗祖母是书香门第之女，富家闺秀，她的四个儿子（于八世，我的祖父）和十来个孙子（于九世，我的父辈）同样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而我宗祖母娘家的侄子（我祖父的表哥，我的表爷）是文秀才；娘家孙子（我的表叔）是我的启蒙老师。直到解放前，石家庄于姓没有出过一个文化人。

公元1868年（清同治7年），于家被清廷欺骗，十一只虎中，有五六名被强征、硬拉去当州兵，说是去“打土匪，保家园”。在胶州东滩与“土匪”大混战中，几乎人人挂彩受伤，两名武举（庠生），一死一残。

实行上这次与“土匪”混战，是清胶州乡兵与捻军（太平军）在山东最后的一战。于家受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精神和财产，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从此，于家也不再练武了。

于家的大练武场，直到解放前仍大门紧锁，荒芜了近百年。阴森森的大院子里杂草高过人，大树参天人不抱，草丛中到处皆是练武的器具。练武用的第二方方鼎巨石，现在仍在我家的院子中（见附图）。

于七逃亡到胶州的后代，分为大沽河西于和大沽河东于。大沽河西于，即胶州市胶东镇（现胶东办事处）石家庄于，是于七的长孙后代。大沽河东于，即李戈镇李戈庄于，是于七次孙的后代。两个村的户数相差不大，合计二百来户。

石家庄于姓有很多于七的传说。这是因为于七的长孙在逃离栖霞时，已经是七岁的大孩子了，对唐家泊的一切记忆犹新，于家大院的情况都历历在目。再加上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经常听到母亲的述说。后来，于茂搬到石家庄发了财之后，便将祖父（于一世）和父亲（于二世）的所见所闻的传说，亲口传到孙子（于五世）和曾孙（于六世，我祖父的祖父），就这样，于七的传说一代一代相传到今天。

李戈庄于姓，对于七的传说，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于七的

次孙，逃离栖霞时，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又加上不与母亲住在一起，所以所知无几。

大沽河两岸于姓是一家，石家庄于姓人人皆知。李戈庄于姓就不知道这段历史。只听传说：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到胶州城东李家河上祖坟。

石家庄村的地理位置：东临大沽河，北离店口村五华里，南贴胶济铁路；今年四月份，胶州市将店口乡合并到胶东镇，现在的石家庄村，正是胶东镇（胶东街道办事处）的中心点。

石家庄于姓，目前一百多户，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青岛、济南、胶州城、大连、沈阳、大庆、烟台、抚顺等城市。青岛市区有几十户。

扬眉吐气

清廷将于七冠以“贼”“寇”之名。清朝年间，于七的后代怕杀头，胶东于姓抬不起头。孙中山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伟大功绩是推翻了卖国腐败残喘的满清朝和帝制；民国初年，就把反清义士尊为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军。共产党胶东区委书记林浩（全国解放后，任国防大学付政委，中将军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大众报”上撰文和赋诗，赞颂于七为“牙山英雄”。胶东军区某部（抗日时期）政治干事张弓弩（建国后任德州军分区付司令，现离休在德州军休所），写出了“牙山英雄于七”剧本。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剧种的“牙山英雄于七”，唱红了胶东解放区。

于七是胶东农民抗清起义的英雄，胶东抗清起义的农民都是英雄。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于姓头上的“贼山”和压在胶东农民身上的“土寇”，胶东于姓得到了彻底解放。（胶东地区和周边县，现如今自然村中，凡有于姓百来户，说不清来历的，都可能是当年于七和他的十几堂兄弟们的孙子们或者堂弟们的小儿子们逃亡少年的后代，逃亡婴儿大都随亲戚改姓了。劫后栖霞没有于姓了。）于姓被侮辱、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于姓要好好感谢共产党，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

早在全国解放之前，我于姓“桂辈”的两位兄长就参加了解放军，有三位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于桂喜挂彩负伤，于桂林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解放初期，石家庄村于姓四十来户，我“桂辈”兄弟们正是青少年时期。到目前为止，有自解放初就当村干部直到退休的兄长于桂枝等多人；有于桂芳等一批退伍军人；有国家干部、部队营团级军官、教师、医生，更有不少的铁路和皮革业工人。这些人，在我桂辈兄弟中占了很大的数量。

年轻的下一代中，有在政府任职的领导和其他机关任职的干部，也有在部队任职的军官和士兵，还有教育、工程技术、医务工作者等各类技术人员和已经毕业及正在上学的一批大学生。还有新一代的村干部和各类的企业人员。

石家庄于姓，更有一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 记

到今天为止，终于弄清了于七后代的逃亡历史，解开了于七后代身世之谜。

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当代研究“于七抗清起义史”的专家，他们是周至元、周杰三、李恩浦和李元章四位老先生。他们与于姓非亲非

故，只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而用毕生精力孜孜不倦的研究于七。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胶州于姓就永远也弄不清这段逃亡史。四位老专家，尽可能的将于七的有关资料，都集中到我手上，并且很多次的帮助我推敲于姓逃亡的那段历史。

王氏家谱（于七姨表弟家）和曹氏家谱（于七长女婆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有关研究和赞颂于七的文章、材料和资料很多，我读了非常感动。在此，我一并向以上这些著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只能说基本上弄清了胶州于姓的这段逃亡史。因为还有很多问题待研究。

戚继光是于七的外公，于七之父是戚继光手下的大将军（王氏家谱），王氏家谱可信，但设及的戚姓和于姓太少，还应充实。

从我家有两尊“御赐家俑”（文革中毁一尊）推断，于七的祖父之前，还有过在明朝做过大官的人，他们是何人？

于七有两个弟弟于九和于十（仲禧和季禧），兄弟姊妹究竟几人？于七的伯父和叔父几人？于七堂兄弟十人还是十几人？

于七大儿媳携子女逃亡胶州，还有几个儿子？胶州有两个孙子，共多少个孙子？于七大女儿和三女儿有下落，共几个女儿？于七妻李俊梅（死济南监狱），还有三妻四妾吗？

以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作者简介：于桂明，65岁，中共党员，于七第十代嫡孙，海信退休干部。

2001年4月1日 写于青岛

2009年8月11日 输入电脑

2013年5月18日 校对

推荐几本《于七抗清起义和创螳螂拳》的有关书辑：

（一）、《于七抗清记》：作者林竹岗（笔名燕尘），山东省栖霞人，民国初年为烟台某报社编辑，本书在“芝罘日报”上，发表连载，1932年汇集出版为单行本。

（二）、《牙山英雄于七》剧本。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胶东区委书记林浩（建国后任国防大学付政委，中将军衔），在当年《大众报》上发表诗文赞颂于七为《牙山英雄》。胶东军区某部政治干事张弓弩（解放后任德州军分区付司令，离休在德州军休所），随后写出了《牙山英雄于七》剧本，当年唱红了胶东解放区。油印稿一直在栖霞牟二黑子地主庄园展出，文革时丢失了。

（三）、《于七抗清史略》，作者周至元（1910—1963），山东即墨人，曾任中国社科院山东分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历史学会山东分会会员；著书颇丰，50年代十多次考察崂山，有几次在山里住月余，诗、书、画、文遗作甚多；病逝于山东省历史研究所（济南）。本文于1960年出单行本，后被收集在《周至元诗选》集内。

（四）、《大刀于七》中篇回目小说，约七万字。1975年海阳县出版。作者王树国，海阳县离休老干部。我和李元章多次去信，没有取得联系。

（五）《于七起义述略》（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约八万字。作者周杰三（1928—2005），山东掖县人，抗日中期参军，转战牙山多年。建国后调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一处任干事，离休在青岛某军队干休所，离休前为青岛警备区某师政委。

（六）、描写于七抗清起义长篇小说《铁山十龙》（河南人民出版社，周杰三著，1992年出版）约35万字；后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中央军委付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题写剧名为“血染聚笔峰”。电视剧开拍后，因经费不到位而停拍。

（七）、《于七起义》（青岛出版社，1995年出版），22万字。作者李恩浦（1922—2001），山东海阳县人，抗日早期参加革命，在牙山与日寇作战很多年，搜集了很多于七抗清起义素材资料。青岛市入城老干部，离休前为青岛市丝绸公司党委书记。周杰三先生说：“李恩浦是研究于七的中国权威，是研究于七抗清史的活字典”；一生潜心研究于七，留下三箱好几百万字的于七原始史料。

（八）、《胶东农民抗清起义领袖于七》，作者李元章，离休前为栖霞市文物管理处干部，山东省考古委员会委员，1985年被文化部授予“文物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和表彰证书。发表论文十多篇。本文发表在烟台市年刊汇编二期《胶东屋脊栖霞》（1986年辑）中。

（九）、《于七崂山创螳螂拳》，作者孙守信，原青岛市崂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崂山道教研究会会长。参看《青岛崂山》（1997年辑）。

（十）、《螳螂拳祖师于七和发源地崂山》，作者孙德，烟台市王郎螳螂拳研究推广中心主任，螳螂拳八段拳师。参看《中华名人论文集》（2004年北京出版、大精装本）。

（十一）、《于七从牙山到嶗山》，作者于桂明。2007年青岛《嶗山杯》螳螂拳大赛期间，举办《于七与螳螂拳论坛大会》作者大会发言论文。后发表在2008年《嶗山研究》、《青岛文史》年辑和《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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