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是人类文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资源短缺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今天，走资源再生和循环经济之路，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值得从人天观来开展研究。

一、采摘与狩猎： 原始文明获取资源的方式

人源于自然，自然界的实际性质是人存在与演进的必须条件。300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古人类，作为“循环生物链”中的一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那时候的古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处在同一水平的食物链上，既捕杀弱小动物为食，又是更凶猛野兽的食物，既制约了某些物种，又被某些物种所制约。

千百万年里，古人类的数量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平均寿命也很短，消耗的

资源、对生态造成的影响，靠大自然自身的循环再生能力，完全可以得到补充和修复，因而基本保持了物种和生态的平衡。

    随着地质、气候的变化，一部分从南方“伊甸园”迁徙到北方的古人类，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猎取北方体形巨大的猛兽，不仅学会了用火，同时还掀起了一场加工利用木器和石器的“工具革命”。这场工具革命，使那些率先掌握了木器、石器和取火技术的古人类，捕杀和防范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很快打破了进化速度上的均衡，在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遥遥领先。

    掌握获取生活资源工具的古人类，很快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并战胜了其他同类，成为几乎没有天敌可以制约的“万物之灵”——人类。然而，人类一但不受制约，必然会因为数量激增而使生态失去平衡。由于人类消耗的资源对生态造成的破坏远远地超过了大自然的修复和再生能力，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入不敷出的线性状态。由于个体和家庭都无法应对体形巨大的猛兽和争夺狩猎采摘领地，于是群婚群居的部落经济应运而生。

那些装备了木器、石器和火等“先进”武器的人类，猎杀的野兽、采摘的果实成倍地增加，导致许多地区的大象、犀牛、剑齿虎等大型动物纷纷绝迹，许多原始森林由于过量采摘和砍伐而荒漠化。例如，原来每平方公里的森林、草原，每年只能为人类提供一头野牛和一吨野果，但人类却轻易地捕杀了两头野牛和采摘了两吨野果。于是，野牛和野果因为得不到休养生息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人类只能靠不断扩大狩猎和采摘的范围来维持生存。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各部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领地争夺战。这场延续了几百万年的战争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从许多人种就此灭绝以及岩画上的战争场面来看，是非常频繁、激烈和残酷的。在这场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一些强悍的人种在几万年的时间里横行几大洲，几乎消灭了其他所有人种。

二、种植与饲养：农业文明获取资源的方式

    就在地球上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濒临枯竭，人类再也没有新的“伊甸园”可以开坧而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便成为人类唯一的选择，否则便只有像恐龙那样地灭绝。于是，我们的祖先发起了一场能够使动植物资源在同—块土地上不断再生的“农业革命”——即由“杀鸡取卵”的猎杀、采摘，转变为“养鸡下蛋”的饲养、种植[2]。

从此，人类对动物由斩尽杀绝，改变为留下母兽和幼兽；对植物由采尽烧光，改变为留下种子和幼苗。一时间，以太阳、火，以及一些大型动物为代表的大自然，成为人类崇拜的“图腾”和“神”。而另一些动物则被人类化敌为友，驯化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于是，逐水而居、追随动植物迁徙的狩猎、采摘部落，从此在熟化了的耕地和牧场上“画地为牢”定居下来，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无论是黄河流域以狩猎为主的黄帝“嫫母驯百兽”——发展畜牧业 ，还是长江流域以采摘为主的炎帝“神农尝百草”——发展种植业，都是一种试图使动、植物资源加速“再生”的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使人们逐渐把兴趣由狩猎、采摘，转移到收益更高的放牧与种植上。结果，每平方公里土地所能提供的动、植物资源成倍地增加。最终使食物链又逐渐恢复为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而率先掌握了耕种和放牧技术的炎、黄部落，则迅速强大起来。

    农牧业的兴起、金属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随之产生的剩余价值，使劳动力成为重要的资源，成为各部落争夺的对象。经过长期的弱肉强食和两极分化，一些破产的部落成员和弱小的部落，最终沦为了奴隶。于是，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经济，最终被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效率更高的奴隶制社会所取代。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无论是大锅饭式的部落经济，还是粗放型的奴隶制社会，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因而逐渐被精耕细作、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经济所取代；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狩猎文化、奴隶制社会，逐渐被夫唱妇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文化所取代；集体所有制的“禅让”，逐渐被家庭所有制的“嫡传”所取代。“共天下”随之变成了“家天下”。

    由于家庭所有制的自耕农对土地的关爱和工作效率，都明显然高于吃大锅饭的部落成员和失去自由的奴隶，于是奴隶主阶级逐渐让位给出租土地给农民的地主阶级。入不敷出的渔猎文明、部落经济、奴隶制社会，最终被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家庭经济、农业社会所取代。

    从此，一个能够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可以持续发展的家庭经济、农业文明宣告诞生，人类才随之真正由“蛮荒”步入文明。

三、 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发现和开采：开创了工业文明

    16世纪，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人口的增加，西方不断殖民，开始发现黄金、石油、煤炭和其他矿藏，随即掀起了一股淘金热、找矿热和探寻新大陆热，由此引发了一场由农牧业向制造业转型的“工业革命”。由于新发现的矿产资源储量集中、成分相对单一，适合于产业化、规模化开采和利用，而且收益远远高于利用土地资源的农牧业经济。于是，大而专的矿冶、制造托拉斯，取代了小而全的家庭经济；利用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取代了地里刨食的农业文明；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土地主，显然不是雄心勃勃、不择手段的资本家的对手。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大工厂里的流水线。

    工业革命，尽管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并使地下的矿产资源能够工业化开发利用，因而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人类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却日趋严重，以至于达到离开了各种资源就彻底瘫痪的地步。由于地下的矿产资源无法自行再生，而不到300年的工业革命，消耗的矿产资源却超过了5000年农耕时代的总和。

随着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成倍地增加，矿产资源一时间成为国家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于是，争夺资源的战争更加频繁，甚至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消耗了大量资源的世界大战，更加重了资源危机。人类只能依赖不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来缓解这一危机。   

然而，面对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只能使这一危机逾演逾烈。显然，以掠夺式开采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将人类的生存与地球上有限的矿产资源“捆绑”在一起，使人类处于一种与矿产资源共存亡的停滞状态。

四、生态文明与资源利用方式的革命

    历经五千年的开采和挖掘，全球绝大部分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经不在地下，而是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并还在以每年一百亿吨的数量增加。这一与消费同步增长、纯度较高、永不枯竭的“绿色矿山”，可以取代大部分矿藏、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端匮乏、曾受东、西方两种文明影响的国家，形成了具有东方农业民族珍惜资源和西方列强掠夺资源双重性的“岛国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解除武装后，日本走掠夺资源之路已经行不通，而珍惜资源的东方属性则被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原生资源还是再生资源，在日本都会被反复利用，因而成为最先发起“垃圾”革命，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国家。而此时美国的工业和生活“垃圾” 已经有了相当的积存，但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机器又不具备将其再生的功能，这为已经成为美国加工车间的日本发起“垃圾”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

    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资源短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的号召。并陆续建立了16万个遍及每个角落的回收点，制定了严格的以旧换新、“牙膏皮换牙膏”的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有效地缓解了中国的资源短缺状况。

      近50年来，全球的资源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矿产资源濒临枯竭，开采成本、环境代价不断加大。据专家分析，世界上一些主要矿藏可供开采的年限是：铜为53年，铅21年，锌23年，锡41年，镍79年，钴67年，钨42年，石油55年。可以说，本世纪内，全球将基本无矿、无油可采。日渐紧缺的石油资源，已由20世纪初的每桶5美元涨到了今天的100美元，铁矿也上涨了近10倍。与此同时，全球的工业和生活“垃圾”却在大量“富积”，发达国家仅钢铁蓄积量就近200亿吨，而且回收利用的技术也在不断成熟。

    从近50年来出现的制造业紧随再生产业转移，哪里再生资源产业发达，哪里制造业就繁荣的现象证明，人类已经完全可以用非战争手段、用比开采原生资源更经济、更环保的循环经济来获得资源。

    而要将运转了300年的线性经济改造为循环经济，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传统企业，而且涉及到由线性经济衍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整个管理体系，以及思想、文化、政治等整个上层建筑。是继“工具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更深刻、更广泛的“划时代”的大革命。

这场革命，宣告了一个资源掠夺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资源再生的时代正在到来；宣告了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由于无法适应目前的资源状况而行将就木；一个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由于能够适应目前的资源状况而正在喷薄欲出。

随着这场资源革命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自然领域，势必将催生出一个循环型社会，循环型世界。这场革命，使人与自然再一次由对立走向和谐、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使生态环境和资源，重新恢复为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也使人天关系更加相互依存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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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钱俊生。选自《人天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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