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的故事却发生在这场争夺的幕后
1495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大军开进，终于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那不勒斯王国。这个伸入地中海心脏的王国长期以来都是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窗口，半个多世纪以来又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商业日渐富庶，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当然炙手可热。而6年前刚刚成立的新兴帝国西班牙也对这片进入大陆的门户要地垂青已久，于是一连串激烈的外交和军事争夺拉开了序幕——然而，我们的故事却发生在这场争夺的幕后。爆发与蔓延
一份1495年前后的欧洲地图截取，西班牙王国（图上表示为黄色）已经将撒丁岛和西西里纳入囊中；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Naples，淡橙色），是西班牙势力东进的下一个目标。
得胜的法国人刚刚回国，部队中就爆发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恐怖瘟疫，患者身体表面从头到膝突发凶险的脓包，不久崩破溃烂，脸上的肉片片剥落，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亡，景象惨不忍睹。这种恶症并没有在法国驻足多久，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并跨越地中海向东方传播开去，只用了3年，它就传到了恒河的入海口，印度港市加尔各答；大约1505年，亦即大明弘治十八年，又借道东南亚从岭南进入中国，到1520年，整个欧亚大陆连同周围岛屿凡有人处无一幸免。从各种称呼就能看出来这种病的传播路线：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德国人和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叫它“基督徒病”，印度人叫他“葡萄牙病”，中国人叫他“广东疮”，日本人叫他“中国疮”——而到了1530年，它获得了今天通用的拉丁语名字“Syphilis”，汉语则最终以病状叫它“梅毒”。
相互栽赃般的混乱的称呼除了标记梅毒的传播路径，也暗示着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恐怖的怪病究竟源自哪里——历史上人们对梅毒的起源也做过许多猜测，其中受支持最多的假说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本土的疾病在当时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了梅毒；另一种是世界其它的角落的疾病传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地中海商业中心，在新环境下发生了爆发。直到2011年，人类体质学和流行病学家比对诸多考古遗骸后，才将我们需要的答案指向了后者：就是当年那个新成立的西班牙从美洲大陆引进了这位瘟神。
19世纪美国历史画家埃玛纽埃尔·洛伊茨1843年所绘《哥伦布陈情女王》，画面中央是哥伦布，宝座上扶额的是女王——刚刚打完仗，女王觉得这个要赞助的家伙很让人头疼。
事情还得从初次爆发的3年前，也就是1492年讲起。这年1月，西班牙王国攻陷了摩尔人的最后一座王城格拉纳达，终于从异教徒手中彻底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的800年大业。同年夏天，那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船长终于说服了两位国王（当时的西班牙刚刚通过政治联姻合并而成，王后伊莎贝拉同时是半壁江山的女王），在8月份杨帆远航，在茫茫大海上向着西方驶去，两个月后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屿，今天的巴哈马登陆。
哥伦布发现这些将他从溺死的危机中捞上来的黄皮肤原住民意外的温顺，于是开始了他的宏图大业：哥伦布从西班牙搬来部队和武器，通过剁手、挖心、掏肠、喂狗等手段，大笔地从原住民手中掠夺黄金和年幼的性奴——当然也有馈赠，比如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或者流感患者用过的杯子，虽然每年都有6万到10万原住民因此死亡，哥伦布却最终因此彪炳青史，功盖千秋。
与黄金和性奴同时，哥伦布和他的部队还带回了一样东西，就是梅毒——虽然梅毒此前在南美的原生状态我们仍然不得知晓，但之后的事情却水落石出了：西班牙部队染上梅毒以后并不消停，他们四处游逛；就像开始的地图标识的那样，当时的西西里岛已经被西班牙控制，而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向来交好，这种性病随即传到了那不勒斯的妓女身上；而当法国军人攻破那不勒斯开始享用俘虏来的妓女时，这种病也就赠送给了法国人。另外，西班牙雇佣军也出现在法国部队里回到了法国，也有不少功劳。
总之，人类之间的祸福输赢，对于瘟疫来说都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
1495年在那不勒斯的爆发是梅毒的最早文献记录，那是一种病状猛烈且快速致死的瘟疫，这让刚刚从黑死病的狂飙收割中缓过劲来的欧洲人恐慌不已。
《身患法国病的人》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占星术绘画——头顶是黄道十二宫的天球，1484是行星位置，并非创作年代；天蝎座上有一颗亮星，表示这种疾病是星座不利；患者是德国长枪雇佣兵的打扮，当时的梅毒尚在军中流行，病人的症状也恰是梅毒刚出现时的烈性症状，从头到脚生满脓包；另外两面文章标明了发生的地点，德国（当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纽伦堡——仅仅过去一年，这种疾病就已经扩散到了中欧，可见其传染性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军队内部混乱的性行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在1495年感慨，这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定是上帝对渎神行为的天谴。
然而就像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描述的那样，国境不能阻挡瘟疫，疾病也不能逃过进化。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传，到1546年，梅毒就演变出了一种阴险毒辣缓缓发作的三期发病，到如今与结核、麻风并尊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
初次性接触感染后的3天到3个月是一期梅毒，接触部位出现底部坚硬、边缘清晰，不痛不痒但愈合缓慢的大溃疡，称为“硬下疳”，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愈；
再经过4到10个星期发展为二期梅毒，症状多样，但通常是会在躯干和四肢出现对称而不瘙痒的粉红色皮疹，随后演变成斑丘疹乃至溃疡，其中有一类独有的斑疹，中央愈合而周围扩散，形成片片梅花状，故中文称“梅毒”，而口腔和咽喉黏膜上也会形成泛白的疣状病灶，接触传染性极强。患者还会伴随发烧、喉咙痛、虚弱、消瘦、脱发及头痛等全身症状——全部症状会在两个月之内消失，然后进入3到15年，最长可代46年的漫长潜伏期。
潜伏期过后就是毁灭性的三期梅毒，有三种类型：梅毒瘤性梅毒患者全身的皮肤和脏器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骨骼也会受到侵染变得像朽木一样疏松多孔，以至于严重毁容形如丧尸，患者往往失去鼻子；神经性梅毒患者出现梅毒性脑膜炎，癫痫、瘫痪、痴呆接踵而至；心血管梅毒则会侵染主动脉，造成主动脉炎、动脉瘤、动脉瓣关闭不全，直至心力衰竭而死亡。
对于流行病学和更普遍的生物进化来说，这样的性状变化对传染病非常有利：迅速致命的传染病会在短时间内损失大量宿主，失去了传播的机会，到头来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潜伏期长或者症状温和的传染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传播给下一个宿主，做到阴魂不散生生不息——“数罟不入洿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功流行不绝如缕的传染病无不遵守的规则。而梅毒更胜一筹的是，那些在病程中多次出现的皮肤溃疡和粘膜扁平疣都没有痛感，这在保证宿主存活的基础上又不影响宿主继续发生性接触，大幅提高了传染率。
值得一提的是，梅毒的性传播身份让它在发病缓慢之外获得了另外的庇护，即人们除了性交大都不愿暴露患病部位，甚至羞于启齿，这让疾病更加隐蔽；而淫乱与性病这一对组合还在17世纪引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得梅毒的人都是活该遭报应，根本就不该给他们治疗，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这种观点尤其流行——就像前面提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的观点那样。这些人类行为事实上增强了梅毒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以至于到18世纪，梅毒是如此泛滥，任何症状都会被怀疑是梅毒——包括孩子生病
梅毒既然走上了持久战的道路，它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也就日益深刻，起初只是在部队和周围的妓院中流传，但在那个缺乏疾病控制的中世纪晚期社会里，这种传染性很强的性病很快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然而直到1520年之后，随着梅毒症状从急性传染病向着慢性传染病演化，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性传播疾病——这仿佛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反禁欲主义的一次讽刺，人们重新在性的问题上变得保守。比如那个疯狂娶妻又疯狂杀死自己老婆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就曾试图关闭妓院阻挡它的蔓延，结果很更加讽刺的是，亨利八世死前的种种症状就像极了一个梅毒患者，虽然也有历史学家争辩说那是糖尿病和脑外伤。
和亨利八世命运类似的帝王将相还有很多，比如16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帝国首任沙皇，伊凡雷帝，他的老婆损耗率甚至更大，8个老婆3个出家5个死于非命，往往都是婚后不久便被他玩死——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复癫狂就被认为是梅毒侵犯中枢的表现之一。1580年，他连自己的长子也一杖打死，4年后自己也中风丧命，俄罗斯帝国刚刚成立就陷入了权力真空。
另外，满清第八个皇帝同治帝死时年仅19岁，正史记载是出天花走马牙疳而死，然而民间纷纭传言他是私自出宫逛八大胡同身染梅毒。
早期的治疗尝试
梅毒若不经治疗，死亡率可达58%，在艾滋病出现以前一直是最可怕最难缠的性传播疾病。随着该病日渐流行，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也迫在眉睫，没想到这一找就是400多年。 在梅毒最早出现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里加多（Francisco Delicado）的西班牙神父兼梅毒患者宣称的梅毒可以被俞创木分泌的树胶治愈，包括蒺藜目蒺藜科俞创木属6个物种，尤其是其中的药用俞创木（Guaiacum officinale）——而这些美丽的植物恰恰分布在哥伦布当年抵达南美时踏上的土地，巴哈马等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神圣愈创木如今还是巴哈马的国花。
虽然很多欧洲人都期盼得到俞创木治好梅毒，然而俞创木生长缓慢且效果并不出众——欧洲人并未找到更好的草药治疗，中国的《本草纲目》虽然记载了梅毒流行情况，同样也没能找到治疗方案。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种炼金术的常用药物：水银和砒霜。他们配合高温蒸汽浴，用水银清洗梅毒患者溃烂的伤口，并且取一定量的水银制剂让患者口服——效果真的有，病痛确实得到了缓解，然而这无非是引虎驱狼，即便没有死在梅毒上，也要死在水银对神经系统的毒害上，到头来唯一落实的好处就是生前千疮百孔的肉体在死后不易腐烂，因为水银有很强的防腐效用。19世纪人们发现碘化钾也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然而副作用并不比水银少多少，碘中毒同样能毁掉全身代谢。
另外，除了缓解病痛，梅毒造成的大面积毁容也不可小觑。多数梅毒患者经过数年的潜伏期后，终将发展为梅毒瘤性梅毒，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头面部也会出现许多大小不一的树。
而到了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它不但在治疗外伤感染方面有奇效，而且对梅毒也有一击必杀的强大威力。1943年，人们发现早期梅毒只要用青霉素肌肉注射几针就好，晚期梅毒，哪怕是神经梅毒，也只需静脉输液就能治愈；而除了过敏患者以外，青霉素几乎没什么毒副作用。而且不仅梅毒，许许多多细菌造成的顽疾，也被青霉素一招毙命，人类医学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美国战后的梅毒治疗招贴画《像创世一样古老的梅毒现在可以治疗了！》 待到二战结束，人类的硝烟散去，高产青霉菌菌株选育成功了，原本昂贵的青霉素价格
直线下降，人类第一次开始了对梅毒的大清剿。凡是有能力生产青霉素，或者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青霉素的国家，梅毒发病率飞流直下。虽然因为性解放运动，梅毒有过反弹，但是人类的现代医学水平依旧保护着数不清的披头士和文青。
卷土重来
然而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神经鞘一松懈，垂死的敌人就会反扑。就在人们踌躇满志以为梅毒再也不是困扰的时候，它却悄悄开始重新聚拢在每个人的周围。
前面反复提到过，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能给患者外观造成非常明显的变化，给人打下“报应”的烙印。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来，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下，人们始终不敢放纵自己的性欲，在性行为上延续着保守的态度。 所以当梅毒的治疗变得简单高效，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之间，终于从美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性解放运动，并向世界各地发展开来——虽然避孕药、女权运动乃至反战主义都是这场运动更加明显的原因，例如“Make Love, Not War”这样明显反战的运动口号，但是如果不是根治梅毒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场运动绝对不可能如此深远，乃至促成了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甚至青少年性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是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进程，到90年代末，从沿海到内陆都在对外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财富、新的观念——还有新的病源。其中尤其是珠江流域，地下卖淫业日渐发达，梅毒在性工作者中的感染率不断上升，广东的珠江流域再次成为了梅毒重灾区。 而就全国来看，在1993年到1999年间，梅毒感染率年均增长8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但梅毒本身还不是最可怕的，如前面说过，在艾滋病出现以前，梅毒一直是最可怕最难对付的性传播疾病，而艾滋病的爆发恰恰与梅毒可治愈之后的性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这种1981年问世的顽疾几乎与梅毒无缝衔接，人类过去畏惧梅毒时的心里阴影如今全权转交给了艾滋病，而二者更在传播与感染上达成了互利互助——梅毒患者早期出现的溃疡和粘膜破损让艾滋病的感染率提高2到5倍，二者协同感染的情形因此非常多见，在个别城市中心甚至达到30%-60%，男男同性传播也成为了二者协同感染的重要方式。
经过以梅毒为首的老一辈性传播疾病大力栽培，艾滋病重新让人类恢复了对性的禁忌，性解放运动到21世纪初就因此饱受批判，而逐渐淡出了主流。
而在我们为艾滋病协同感染担忧的同时，在医疗条件欠缺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梅毒仍然是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梅毒当前仍有每年过千万的新增感染病例，其中有超过90% 的案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70万到160万名孕妇，造成自然流产、死胎及先天性梅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梅毒造成约20%的围产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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